珠三角家居产业已悄然变局。

10 年前，以广州、东莞、深圳三地连线为轴心的珠江东岸及周边地区，是广东家居产业的轴心地带，也是中国家居产业最前沿的阵地。如今这一轴心地带正在逐渐滚动至以广州、佛山、中山三地连线为中心的珠江西岸及周边地区，并逐渐向外延展。以“整家生态系统”为概念的供应链平台（广州建博会，普定+选材+选品+体验）、设计平台（广州设计周，设计师+高定+美学秀）、选品平台（广州家具展览会，品牌+选品+空间设计）等的产业“顶端”已经形成。同其它地区比，是多极整体比单极单一优势。

惠州承接了深圳、东莞部分家居企业迁移，以此向东、向北零星扩延，其权重仍不足以阻挡，珠三角家居产业带的中心已悄然慢慢转移至西岸。

深圳核心区已鲜有家居制造企业，仅在远离核心区的龙岗地区有部分集中，规模扩张动力严重不足，区域发展限制愈发明显，家居制造企业外迁成大势所趋。龙岗毗邻惠州，与当地家居产业连成一片，向东、向北零星延展，但格局已定，土地、政策、人力资源、市场等红利期已成过去，缓慢发展至外移将成为其宿命。

东莞的大型家居制造企业已屈指可数，早前不少外迁至东南亚及湖南、湖北、江西等地，全国多地也有零星承接。大量中小企业聚集于此，渐渐失去昔日王者风范，家居产业弱化、机会减少已成不可阻挡之势。

与这一过程并行的是，全国 100 多个家居产业新兴基地已初具产能优势，家居产业均衡化发展和出海热潮，助推了珠三角乃至全国家居产业的重新分布与重心转移。

本文聚焦东莞家居产业近 20 年的变迁，探寻其逐渐被 "做空" 的下行趋势，进而思考珠三角乃至全国家居产业的未来布局。

一、国际贸易壁垒的首先发难

2003 年，美国发起对中国木制卧房家具反倾销调查，导致出口美国的木制卧房家具被征高额关税。而东莞台商家具企业主要面向美国市场，为维持出口，不得已纷纷外迁至以越南为主的东南亚地区。

国际贸易壁垒的形式远不止反倾销。政策壁垒方面，欧盟 2006 年实施的《木材及木制品规例和新环保设计指令》（EUTR）要求进口木材必须提供完整的溯源证明，东莞大量依赖进口木材的家具企业因溯源体系不完善，出口欧盟成本骤增；技术壁垒上，美国《复合木制品甲醛标准法案》、加州 CARB 认证等对家具甲醛释放量的严苛限制，让东莞部分中小企业因检测设备不足、工艺改进滞后而被迫退出美国市场；人权壁垒则以 "劳工标准" 为借口，如欧美部分采购商要求企业提供完整的员工薪资单、社保记录甚至宿舍环境检测报告，东莞一些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因管理粗放难以达标，订单流失严重。

2008 年前，占东莞家具产值 1/3 的对美出口企业中，90% 以上外迁；剩余企业中，2012 年前又有 5% 外迁，最后 5% 逐渐缩小规模，仅靠出口浴室柜等小品类勉强度日。这是东莞家具产业首次大规模被 "做空"，产值锐减数百亿元。

二、产业转型升级的严重冲击

部分台商企业将产能一部分转移至东南亚继续出口，留存部分转做内销。但长期习惯于出口市场的大额订单（无需自主设计，由采购商主导产品方案），转内销时需面对产品设计、小规模多批次生产、渠道建设、品牌营销及企业文化重塑等全新挑战，严重水土不服。据行业统计，97% 以上转内销的台商企业历经 10 余年尝试后失败，仅有少数原本以内销为主的台商企业勉强维系，且难寻大型规模企业，多数最终选择歇业。

2012 年成为重要分水岭。无论什么资本属性的出口型企业多数开始试水转内销，此后内销市场竞争白热化，定制企业迅速崛起，渠道分化加剧，家居融合概念冲击单一品类家具，我国家居市场发生本质变革。这对东莞以成品家具为主的产业结构形成严重冲击—— 在经历一段缓慢发展期后，东莞企业虽试图追赶定制赛道，但多数因缺乏柔性生产能力、设计团队及渠道基因而失败。如今东莞虽有一两百家定制企业，但多为小规模经营，难以形成产业合力。

三、整家生态重构的基因缺陷

2012-2016 年，家居产业历经成品家具、定制、全屋定制到整家的层层递进发展，"整家生态系统" 逐渐成型。头部企业如欧派、索菲亚等集中在广州区域，供应链企业则以佛山为核心，形成数千家企业组成的整家生态集群（含服务配套企业）。

反观东莞家具产业，过去以港商领军的成品家具企业在品牌、渠道、品质上曾属国内一流，但企业边界清晰，难以融入整家生态的协同体系。至 2016 年，错失融入整家生态的最后窗口期，佛山、南康等地的产品迅速挤占市场空间。同时，港商群体因早期已积累丰厚财富，二代接班人多缺乏经营动力，或因不适应市场变化而经营不善，导致港商企业 70% 以上产能折损。要知道，巅峰时期港商企业占东莞家具产值的 1/3，与台商、民企形成 "三分天下" 格局，其衰退让东莞家具产能再次被大规模 "做空"，产业基础进一步弱化。

同期，人力成本上涨（2010-2020 年东莞家具行业人均工资年均增长 8.3%）、环保标准提升（如 VOCs 治理要求企业投入百万级设备）、政策优惠取消（外向型企业税收减免终止）及东莞产业结构调整（向高科技产业倾斜）等因素，加速港商家居企业外迁—— 湖北监利香港家居产业园、湖南桂阳家居产业园等虽承接了上百家港商企业，但多数因供应链配套不完善难题、产地离原有基地太远而元气大伤，规模远不及当年。

四、传统企业变革的源驱动力不足

台商为东莞民营家具企业带来了管理经验和出口贸易模式，港商则传授了品牌建设与渠道搭建方法，同时培育了大量创业者，这些人后来成为扩散至全国的家具企业老板。东莞厚街人才市场曾是全国家居人才的 "输出枢纽"，江浙企业常年在此招聘技术人才，猎头公司频繁猎取职业经理人，成为当时行业人才流动的重要特征之一。

但东莞民企普遍存在创新求变能力不足、主动升级动力匮乏的问题：其核心策略是在单一模式下扩大规模，依赖机会主义时代红利扩张，在易获的财富中自满，对行业变革视而不见。以资本、人脉、政府扶持为纽带的本土平台（如某某联、某某盟、某某产业园）均以失败告终，传统产业平台则多在困境中挣扎，对智能化、绿色化、高端化等现代企业经营理念认知模糊，难以适应新产业时代的要求。

反观广州的设计办公区、智能化公司、企业总部集群，佛山的项目扩张与产业升级，均在持续释放家居产业能量，资源不断向珠江西岸聚集—— 广州的资本、人才、配套服务与佛山、中山的供应链优势形成协同，推动西岸成为中国家居产业新中心。

五、产业均衡时代的去中心化

近 10 余年，全国新兴家居产业基地快速崛起：山东临沂 2024 年家居产业年产值突破2000亿元，正转型为数智整家平台培育龙头企业，龙头企业牵引产业的大生态格局；河南中部家居产业园从 2016 年的 24 亿元产值，飙升至 2024 年的近 500 亿元，年均增速超 30%。

这些新兴基地分流了传统家居产业基地的市场份额：东莞未融入整家生态的成品家具企业，在成本上难以与北方基地竞争；定制企业因远离消费市场，难以提供就近服务，产能布局又耗费大量人力物力，陷入 "两头不讨好" 的困境。

传统产业中心若不持续升级，被后发地区追平后失去市场是必然结果。随着展会（如广州建博会、佛山家博会、广州设计周）、采购商、经销商等物流、人流、信息流向珠江西岸集中，东莞家居产业被 "做空" 的风险进一步加剧。

六、产能出海布局的企业使命错位

出海也是东莞家居企业的突围方向，反向使东莞家居产业陷入 "产能出海布局-资本外流 - 本土空心化" 的困境。

全国家居企业纷纷向东南亚（越南、马来西亚）、中东（沙特、阿联酋）、东欧（波兰）、南美（巴西）布局产能，东莞企业也不例外。但问题在于，部分企业将核心产能、原辅材料供应链、技术人才甚至资本全盘转移，导致本土产业链出现断裂：2015-2020 年，东莞家具配套企业（如五金、布艺）有 30% 外迁至越南，直接削弱了本土产业的协同能力。

这种 "被动出海" 而非 "战略出海" 的模式，实质是将东莞家居产业的根基抽空，进一步放大了 "做空" 效应。

七、东莞产业发展的结构转型挤压

东莞的产业重心已向电子信息、智能装备等高科技产业倾斜。华为、OPPO、vivo 等龙头企业持续扩大规模，2023 年电子信息产业占东莞 GDP 比重达 25.6%，而家具产业占比从 2010 年的 7.2% 降至 2024 年的 2.0%左右。

从资源争夺看，2020-2023 年东莞工业用地出让中，高科技产业占比 68%，家居制造仅占 4%，且用地成本较 2010 年上涨 210%；人才方面，电子产业工程师年薪是家具行业设计师的 2-3 倍，导致家居企业招工难度加大。这种产业结构调整是市场与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 —— 高科技产业的高产出（亩均税收是家具企业的 5-8 倍）、高附加值更符合东莞的发展定位，客观上挤压了家居制造的生存空间。

八、世界第一湾区的宏大目标导向

粤港澳大湾区以 "世界第一湾区" 为发展目标，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》明确提出要 "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" 和 "现代产业体系"。在这一导向下，东莞作为大湾区重要节点，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、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，家居制造被归为 "需要优化升级的传统产业"。

大湾区的资源整合（如城际铁路网络、人才跨城流动）进一步强化了西岸家居产业的集聚效应—— 广州的设计、佛山的制造、中山的五金配件形成 1 小时供应链，而东莞家居企业因远离这一核心圈，难以享受协同红利。同时，大湾区对生态环境的高要求（如珠江口污染防治），也让高排放的家具制造企业面临更严格的管控，加速其向粤西迁移。

九、国家产业发展的战略布局影响

国家 "双循环" 战略推动内需市场升级，要求家居产业向 "绿色化、智能化、个性化" 转型；"中国制造 2025" 将智能家居纳入重点发展领域，强调数字化与工业化融合。这些战略导向下，资源持续向符合趋势的头部企业倾斜。

东莞家居产业因多为传统制造模式，在绿色生产（如无醛板材应用率不足 20%）、智能制造（柔性生产线普及率低于 10%）等方面落后于佛山、成都等地，难以获得国家政策与资本支持。此外，"乡村振兴" 战略推动县域家居市场崛起，新兴基地凭借区位优势（如山东临沂辐射华北农村）抢占增量，进一步压缩了东莞家居的市场空间。

结语

东莞家居产业虽已走过制造巅峰期，但其历史使命并未终结。随着制造端逐渐收缩，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庞大的消费市场、东盟（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）的出海优势，以及过去作为 "世界制造业中心" 积累的贸易、技术、管理经验，东莞在展贸端仍有长期优势 —— 厚街家具大道、名家具展等平台可转型为 "全球家居设计交易中心"，承接高端定制、跨境电商等新业态，做为高端特色产业仍具有较强活力。

未来，东莞家居产业的破局关键在于 "去制造化" 转型：从 "生产基地" 转向 "服务枢纽"，通过整合全球设计资源、搭建跨境贸易平台、培育家居科技企业，在珠三角家居产业的重构中找到新的坐标。而珠三角乃至全国家居产业的布局，也将沿着 "生态协同、区域分工、全球布局" 的方向深化，那些能跟上趋势的地区与企业，终将穿越周期，迎来新的增长。